大特务唐纵生活照，军统奇才，到台湾仍被蒋氏父子重用，活到76岁

#理想家生活#

军统“儒将”、“智多星”

引言

他是国民党陆军中将，军统局三号人物，地位仅次于戴笠、郑介民。

他不仅为戴笠最初搞的特务组织“十人团”成员之一，是军统特务的元老级人物，还担任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高级幕僚之职，身兼双重身份，素有军统“儒将”、“智多星”之称。

一、出身黄埔，“天子门生”，从事特工，赴德考察学习

唐纵，字乃健，1905年出生于湖南省酃县。1927年投考黄埔军官学校，以好学深思，沉潛雅健，关心国事见称于师长同学之间。

在黄埔六期受训期间，唐纵就表现出了从事情报与特务工作的天分，经常秘密向蒋介石写“小报告”，而且不被人发觉。

唐纵对野外军事训练兴趣不大，到毕业时还打不好三个人字的绑腿，但是教室功课却很认真，一有空暇，便手不释卷。

同学们都说他“天上的事情，晓得一半，地上的事情，一概全知”，称他为“唐博士”。

1931年8月唐纵与戴笠相识，两人交谈颇为投机，同年底戴笠邀唐加入“十人联络组”，即“十人团”，唐纵为了解决生活上的问题，也为了有机会与蒋介石接近，便立刻答应。

1932年蒋介石成立法西斯特务组织“中华复兴社”，下辖组织、宣传、训练、特务四个处，由戴笠任特务处长，郑介民任副处长，唐纵任书记，实际处里的许多重要事情都由唐纵代理负责。

1936年蒋介石为了效仿德国那一套法西斯特务组织与统治人民的方法，派中华复兴社特务酆悌任驻德大使馆武官，经酆保荐，唐纵被任为助理武官。

在德期间，唐纵专心探察欧洲各国政治、外交动向与当时国际情势，并时常关注国内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

回国后他在许多场所与集会上发表讲演，介绍德国特务是如何效忠元首希特勒的，以此来督促国民党特务们学习这种“忠于领袖”的精神，誓死报效蒋介石。

此外他还介绍了一些用于特务工作服务的先进科技，如秘密照相机、紫光灯、电刑器具、指纹学等。唐纵将这些写成一个系统报告，交给戴笠，戴很是欣赏，唐纵也由书记被提升为“书记长”。

1938年2月唐纵得到蒋介石的亲自召见，呈上一个“民众组织训练”意见，蒋看了之后十分满意，嘱他要“多研究德国”。

总之，这段时期，唐纵对于辅助戴笠搞特务活动，是有很大功劳的。

二、伴蒋八年，出谋擘画，侍从室里显“真能”，帮办军统负人情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唐纵经戴笠向蒋介石极力推荐，很快便被调为侍从室上校参谋。

后来蒋介石为了集中权力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将侍从室的组织与权力予以扩大，专设第六组办理情报整理工作，唐纵被提升为少将组长。

在此期间，他在工作上兢兢业业，“参赞密笏，夙夜在公”，对每一件送给蒋批阅的公文都亲自签具意见，整理得端端正正。

在汇总核报各特务系统的情报上，恭谨审慎，事必躬亲，凡报蒋的各类情报与消息，无不一一审核、筛选、判断，阐明自己的见解与观点。

为了报答蒋介石的“知遇之隆”，唐在侍从室自诩“为主官帮助头脑”、“为主官的需要而工作”，在言行上想尽办法讨得蒋的欢喜。

1943年，蒋介石署名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唐便向戴笠建议每个军统特务都要阅读；他还经常在特务训练班上作“精神讲话”，渲染、美化蒋的言论，大肆吹捧蒋介石。

同时极力拥护蒋介石，追随蒋。

此外，唐纵身居侍从室，潜心研究时局，对二战期间的国际形势与外交也有较为深刻的分析，1940年他的“国际现势之观察及其对策”就得到过蒋介石的嘉勉。

对民族边疆如新疆问题也有自己的见解；在党务、国事上他也常常向蒋进言，疾呼“自强自救”，提倡政治革新，并提出许多办法，这些都很得蒋介石的称赞与嘉奖，对他宠信有加。

因此官运亨通，几度受褒，官职也不断升迁：

1943年荣任军统局帮办，1945年入选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等职。

唐纵自1938年调到侍从室当参谋以后，成为蒋身边的红人，戴笠便想方设法拉拢唐纵，利用他在蒋身边的职务去压制与打击中统及其他政敌。

但唐纵在蒋介石身旁任职，不想因为包庇与袒护军统而得罪各种势力。1945年，唐纵竞选国民党第六届中委时，戴笠在军统里为他拉选票，出了不少力。

但唐觉得过于依靠戴，自己面子上过不去，对戴的帮助表现得很是冷漠。

此外当军统与其他势力发生冲突与摩擦时，唐也摆出一副公正的样子，表示不能袒护一方。

对于这些事情，戴笠虽说过“唐先生有他的困难，不能勉强他”之类的话，两人之间毕竟还是产生了间隙。

以至到后来听说戴笠坠机身亡，在大雨下暴尸三日之时，唐纵也丝毫没有表现出难过，做得过于寡情。

三、抗战胜利，主持警政，由内而外，伤脑筋问题层出不穷

1945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下令取消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唐纵的第六组工作也随之结束，1946年2月，唐纵被任命为内政部政务次长，随后又兼警察总署署长。

笠坠机身亡后，军统局群龙无首，分裂为三派：

即以郑介民为首的广东派、以唐纵为首的湖南派，与以毛人凤为首的浙江派，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三人并称为军统局“三巨头”。

唐纵先前就曾参与起草拟订戴笠生前未能实现的所谓“建警计划”，听说自己被任命为警察总署署长之后，心情十分愉悦，这是他第一次做主管官，而且运用这一职权有便于他进行建警工作。

警察总署成立后，他便积极响应蒋介石的“戡乱建国”方针，大搞全国警察建设，多次强调建国时期警察的重要性。

提出“建警乃为建国基础”，倡导警察建设现代化与科学化，尤为重视健全警察制度与法规，如对过去的一些法令条文进行了修订删改。

制定了一些警察法、警察抚恤条例、奖惩制度、退休办法，以及以白色警鸽作为标帜、统一的服装等。

此外，为了改进警察的装备，一部分抗战期间中美合作所留下来的器材、设备、装置等，他都一一要来派上用场，用来“添新”。

唐纵也竭力配合蒋介石发动内战与国民党前方军事行动。由于唐纵出身特务，对如何进行特务活动极为熟知，他运用手中掌握的警察队伍，使警察完全“特务化”，用来为蒋服务。

如培养质量高的警员，完成警士向警员的转变，以便在反共斗争中可以“以一当十”；将军统局缩编后裁汰下来的数以万计特务送到中央警官学校去接受警察业务训练，增加自己的力量。

此外，唐还亲自上阵，为蒋介石打击取缔民盟行动立下汗马功劳，这是他的得意之作……在警察总署与保密局的关系上，他一改军统局的传统，独树一帜，尽量划清与保密局的职权界限。

他认为警察总署只能以公开行动维持社会治安，秘密工作必须由保密局承担，如果保密局不能保密，改变作风适应当前形势，则是“战略上的失败”。

在警员配置上也应正规化，凡不是警官学校出身的人都不能当警官，对当时从军统裁编下来的人员拒绝接受。若警察总署都是军统的人，这又是“政略上的失败”。

以后即便保密局推荐了一些人过去任职，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接受双层领导，而是一切全由唐纵做主。

四、为人拘谨，交往人际屡遇挫，台岛余生，继续效力蒋氏父子

唐纵为人拘谨，不苟言笑，老成持重，工于心计，因此能够在蒋介石身边受宠多年，这是他的一套为官“秘诀”。

但有时他却过于谨慎，优点也就变成了缺点。加之他深居侍从室，与外界接触很少，一旦遇有不好处理的事，便头脑发疼，直呼“伤脑筋”。

1946年唐纵刚上任警察总署长之时，昆明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李闻惨案”，蒋派他亲自去调查此案，他当时有些不知所措，向多处人员请援。

后得知血案是云南省警备司令霍揆彰指使人所干，案子本该可以了结。

但当听说霍是陈诚系统的人，又感到很棘手，最后还是蒋派顾祝同前往代他处理此案，事情才告一段落，但唐却感到很难堪。

另一件事情，1947年在上海由于宪警火并打死打伤多人而酿成的“金都血案”，在这件事情上蒋介石非常生气，但宪兵与警察双方都不愿承担责任。

事后查明是宪兵先开的枪，警察一方获得胜利，宪兵司令张镇被蒋拉去痛骂了一顿，因此十分忌恨唐，把他当成了仇人，很久都没有说话。

唐竭力避免摩擦，最终却未能如愿，这时他才感到许多事情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以前是自己过于自信了。

1949年蒋介石在大陆的反动政权即将覆灭，唐纵已预感到大势已去，心情悲观沮丧，但感于蒋的主仆之恩，对外仍强作乐观，主张坚决抵抗到底。

后来败退台湾后又被蒋派为“政治行动委员会”召集人，重建特务组织系统，“统一所有情报工作，并使之充实、强化”。

此外，在台期间唐还致力于教育事业，曾创办“台南女子家政专科学校”，并被推为董事长；晚年还发起民间团体对中国医药进行研究，热衷于社会事业。

唐纵的一生，对国民党可谓忠心耿耿，在反共的问题上态度一向坚决，但对外来侵略也表现出作为一个中国人应有的民族气节。

早在1933年唐纵刚进入复兴社特务处工作，就曾拟过一个“中日战事临时侦探计划”。

就是利用日本人收买汉奸的反间计划，将计就计，把一些难民、失意的青年召集起来，加以训练，然后散布到平津一带去，听日人收买，将相反的资料提供给他们，进而从事破坏工作。

1937年德国考察学习期间，在参观完军事演习的酒会上，他毅然拒绝日本武官阿喜马要求合作共同对付共产党的提议，并对日本侵略中国表示了极大愤慨。

他给他的儿子取名“雪东”，意为“收复东北故土，打倒日本，一洗血耻”之意……1981年唐纵因患肺疾在台北台大医院病逝，终年7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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